现代阅读学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德州学院现代

1998～2005年间，在德州学院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由本人主持曾成功进行了一场“现代阅读学走进大学课堂的教改实验”，取得了多项开创性成果。虽然“这坛老酒”已贮存十余年，似乎被人们所淡忘，但它仍在发酵，愈加变得甘醇，更值得人们倍加珍惜和自豪，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大兴全民阅读之风之时，很有必要重温这段不应遗忘的历史。值得庆幸的是有关这项教改实验的文献资料，包括季羡林题词、曾祥芹等鉴定委员的鉴定表、问卷调查表、学生谈参加教改实验的体会与总结等原始文献百余件，至今仍保存完好。在这些原始文献的基础上，笔者经认真梳理和思考，撰写出这份迟到的“教改实验”总结报告。这既是对历史负责，又可引发今天人们的思考。 1 《现代阅读学课开设研究》课题的申报 1997年8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本人作为该研究会副会长主动“请缨”，拟组织编写“阅读学教科书”，受到欢迎和支持。也就在这之后不久，一次难得的机遇来了，山东省教委正式启动了“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课题研究项目。于是本人以极强的学术敏感性立即以“现代阅读学课开设研究”为题申报该项目。因本人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阅读及其理论研究，曾先后发表了《阅读学引论》等数十篇有关论文，特别是于1991年出版了在学界颇有影响的学术专著——《现代阅读学》，从而使该课题具有深厚理论支撑，又适应时代之需求，所以专家评审虽然格外严格，该课题仍得以顺利立项，并给予很高评价（见鲁教高字{1998}16号文）。 2 现代阅读学教科书的编写 课题申报成功了，当务之急便是编写一部可供高等学校使用的阅读学教科书，而我国当时还没有类似的教科书可资借鉴。为了做好这项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本人草拟了《阅读学教科书编写纲要与要求》，同时写出了部分样稿，向有关专家及有意参编的兄弟院校征求意见。1998年8月，召开了教程编写研讨暨筹备会，成立了以德州学院为主，联合山东师大、聊城大学、济南大学、临沂师院、枣庄学院、安阳师院、绵阳师院、西藏民族学院等12所高校的18位教授、副教授组成精干的编写组，立即启动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在筹备会议上，大家抱定一个目标：学术上求创新，上品味；应用上重实用，出实效，做到融学术性与实用性于一炉，真正编写出适应培养21世纪新型人才需要的高质量的阅读学教科书。会上大家一致确认，这部教科书以《现代阅读学》为理论基础，充分体现鲜明的现代性、科学性，名称就定为《现代阅读学教程》。会上大家还同意本人提出的全书分上、中、下三篇的构想。上篇为“阅读原理篇”，主要由阅读本质论、阅读规律论、阅读素养论、阅读创新论、阅读优化论等组成；中篇为“阅读技能篇”，主要由阅读能力训练论、阅读策略论、阅读习惯论、阅读检测论及精读、略读、速读的训练与方法等组成；下篇为“文体阅读篇”，分别论述教科书、文学作品、科技读物、新闻、公文、工具书的阅读特点及方法，适应时代的新需求，还特别增加了“屏幕文体的阅读”一章。 为编好这部阅读学教科书，在本人主持并直接参加下，课题组还着力做了两项基础工作：一是对当代大学生的阅读现状进行全面调查并撰写了调查报告。我们事先设计好了调查问卷，共包含15个大项，下设86项选题，接着在山东大学、山东师大、聊城大学、德州学院等九所高校的上千名在校学生中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然后对收回的有效问卷进行客观、准确、真实的统计、分析，最后写出了《高校开设阅读学课势在必行——当代大学生阅读现状调查报告》。有关专家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个针对当代大学生所进行的较全面的阅读现状调查。二是对世界各国阅读理论研究和阅读教学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写出了《世界各国阅读研究和教学概况》的研究报告。当时的中国写作学会会长、南京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所长裴显生教授指出：“这两项调查报告，不仅给《教程》编写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供了依据，也为编好教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 课题组分工明确，集中精力，紧锣密鼓，抓紧编写，连春节都未放松一天，至1999年初便写出书稿。1999年6月，《现代阅读学教程》便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学术大师季羡林题写书名，并题词：“国运兴隆，科教为本；文明昌盛，读书最先”。该书由裴显生教授作序，称“这部面向新世纪的我国第一部阅读学教科书，能融学术性与实用性于一炉,可教性、可操作性强，用于指导学生阅读训练，是能够在提高学生阅读能力上取得实效的。”[1] 媒体也高度评价这部新的教科书，如《山东教育报》（2000年6月28日）发表了《求创新 有品位 重实用 出实效—〈现代阅读学教程〉评述》的文章，《中国教育报》“专家说书”栏目（2000年2月9日）则有《书山有梯—〈现代阅读学教程〉追求阅读的真谛》论文发表，武汉大学《写作》杂志（2001年3期）发表《面向新世纪的第一部阅读学教材》的评论等。山东省教委高教处也正式发文向全省推荐使用《现代阅读学教程》（见鲁教高处函[1999]9号）。 3 现代阅读学走进大学课堂教改实验三阶段 阅读学教科书出版了，这只能算作第一步，究竟这新编教材是否适用，效果如何还需通过教学实践来证明。而把现代阅读学这门新兴学科引进大学课堂更是一种新的尝试，是一种开拓和创新，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为了搞好这次新教材旳试用和教学改革，德州学院成立了由王继坤任组长，孙彦杰、孟凡兵、张士宪、杨华等任成员的“现代阅读学教改实验组”，正式拉开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教改实验”。 整个实验大体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998年3月开始，先行在中文系96级的两个本科班进行试点。经一年实验，取得了初步成效。为此，1999年5月30日的《德州高专报》（德州学院前身）以“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大倡读书之风”为总标题发专版祝贺，其“编者按”指出：“在高校开设现代阅读学课，是时代发展之必然，是教育和教学改革之所需，也是世界教育发展之新潮流。我校中文系本科班在我省率先开设了这门课程，初见成效，反映良好”。 小范围实验取得初步成效后，校领导决定加大力度，扩大实验范围。于是由教务处统一协调，决定从1999年秋季开学起，将实验扩展到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历史、中文等7个系，8个专业，16个教学班，有近千名学生参加的较大规模地实验，并且是经过两年一周期较为规范的实验。在校、系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实验进行顺利。课题结束时，课题组向每位参试者发放了“现代阅读学课教改实验问卷调查表”，实行无记名填写，广泛客观的征求意见。在收回的478份有效问卷中，认为开设阅读学课“很有必要”的，有378人，占总数的78%，填“有必要”者99人，占总数的21%，填“没有不要”者1人；填“大有收获”者267人，占56%，填“有收获”者210人，占43%；对阅读学教材“满意”和“很满意”的占97%；对阅读学课填“喜欢”和“很喜欢”的占98%。这样，就以事实证明这项教改实验使绝大多数参试者得到了收获，令绝大多数参试者满意，也证明我们新编的《现代阅读学教程》效果是好的，是受学生欢迎的。至此为第二阶段。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所有教学内容中最受学生欢迎的是快速阅读。这不仅让他们感到新颖，更主要的是效果显著，收获大。经对403人的统计,同学们平均阅读速度提高68%,阅读效率提高62%，故而受到欢迎[2]。事实上，速读是古已有之的。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有很多记载。《后汉书·张衡传》张衡便有“一览便知”的本领，汉末文学家王粲能“过目成诵”，《北齐书》记载梁简文帝读书“十行俱下”，宋代刘克庄《后村集》则有“五更三点待漏，一目十行读书”的记载。《红楼梦》第23回中，林黛玉对贾宝玉说：“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了”。这种“一览便知”、“过目成诵”、“一目十行”的读书便是速读[3]。而对速读的现代化研究和应用，始于“二战”以后，发展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渐成风气，70、80年代已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一种“速读热”。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及依阿华大学、德克萨斯州大学等都有一批专家研究速读，并从事速读培训，据说美国有80%的大学开设速读课，连美国总统卡特在入主白宫之前也参加了一期速读培训班。美国的速读热很快传到英、法、德、奥等西方国家。这时原苏联出于快速获取科技信息的需要也迅速掀起一股“速读的热潮”[4]。总之，速读已经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我们就是站在这样一个时代发展的高度，从培养21世纪高素质人才出发，又鉴于广大学生对速读的欢迎和喜爱，课题组决定立即编写一部针对当代大学生的速读教材，名称为《大学速读训练教程》。这部教材先由本人根据多年研究所得，提供关于速读培训的基本程序和训练技法，再由孟繁兵、张士宪、杨华等同志，结合大学生学习速读法的训练实际设计了许多很实用的训练题，又选编了一部分适于大学生阅读的中外美文，以做训练使用，综合而成一部完整的教材。它理念先进，视野开阔，内容充实，方法科学，读练结合，是一部非常实用的好教材。该教材既列入德州学院“大学生素质教育系列教材”基金项目，又是“山东省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成果”。《大学速读训练教程》于2005年9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便用这部教材于秋季开学时正式启动了将速读引进大学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教改实验，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项实验和速读教材的编写，可算作现代阅读学走进大学课堂教改实验的第三阶段。 4 教改实验的开创性成果—— 四个“全国第一” 据我们所知，开设阅读学的高校并非德州学院一家，河南师大、重庆师院、南充师院、长沙水利学院等都曾先后开过阅读学课。和我们同时开设的则有济南大学等十余所高校。而德州学院做为本次“教改实验”的立项和主持单位表现出很高的首创精神，取得了多方面的开创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全国第一”。 一，德州学院这次教改实验课题由省教委正式立项，列入以“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课题项目（见鲁教高字{1998}16号），而教材则由省高教处推荐使用，也就是说这是由省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并主导的一项让阅读学走进大学课堂的教改课题，这在全国还是第一家。 二，这次教改实验的最大成功是编写出供高校使用且具高品位的中国第一部阅读学教科书——《现代阅读学教程》，经试用证明是成功的，是受学生欢迎的。这就为阅读学全面进入大学课堂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这次教改实验是在校领导大力支持下，在文、理两科的七个系，8个专业，16个教学班展开，有近千名学生参加的较大规模的实验，并且是经过数年较为规范的坚持实验，直到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就其参与实验学生之广泛，规模之大，坚持之久，这在全国也应是第一家。 四，将快速阅读引进大学课堂，取得明显效果，并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供大学使用的速读训练教材——《大学速读训练教程》，这也是这次教改实验所创造的又一个“第一”。 正因为此次教改实验取得了上述多项开创性贡献，由省内外专家组成的“课题鉴定委员会”经严格考察给予极高评价，指出：“该课题的完成既填补了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的一项空白，又是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中的一项拓荒性工程。因此，鉴定等级定为A级，属全国领先成果”，并被评为“省优秀科研项目”。 一项“教改实验”能有这样一些突破，也就值得自豪和留念了。但我们更看重通过这次教改实验让广大学生有了实实在在的提高和收获。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们很在乎参试学生的“口碑”。我们保留了部分学生亲笔写的学习现代阅读学课的体会，下面做些摘抄： 中文系刘玲燕同学说“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呢？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从王继坤老师的现代阅读学课上终于得到了答案……我们在轻松自如而又积极自觉学习过程中，逐渐地转变着原有的陈旧的阅读观念，学习了科学的高效的阅读方法，同时提高了阅读的能力和效率，从中也可深切体会到上阅读课大有必要”。 地理系姚春旭同学写到：“经过近一年的阅读学学习，让我学到了许多实用的阅读方法，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更有利于自身素质的提高”。 数学系王秀娟同学说：“学习阅读学使我学会了阅读时间的运筹……掌握好阅读时间的运筹，给生命的每一天创造一个崭新的开始”。 化学系化教班高翠玲同学代表该班写了一份《快读方法课效果检测报告》，经她统计核实，全班平均阅读速度提高153.3%，阅读效率提高120.8%，这令她非常惊讶，于是深有体会地说：“大学生的阅读潜能太大了，只是过去缺少必要的系统训练”。 数学系杜凌燕写到：“王老师的阅读学课犹如我在黑暗中迷失时遇到的一盏明灯，指引我前进。假如我能完成学业，其中王老师的课会发挥不可磨灭的作用”。 中文系文秘班由张建明、张金凤、张燕共同写了一份该班一次“快速阅读课的实录和效果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述了1998年3月2日下午在大合堂教室上的一堂“别开生面的速读训练课”：先对每个同学现在的阅读速度“摸底检测”，然后老师边讲边让同学们习练了三种速读方法，接着让大家运用刚学过的方法阅读《司机的眼睛和一目十行读书》的文章，并马上进行“效果检测”。最后经他们认真统计，运用国际通用的计算公式用计算器计算出每人的阅读速度和阅读效率，再计算出全班同学的平均阅读效率，与“摸底检测”时的成绩相比竟然提高了63%。他们说：“通过对快速阅读法的学习，同学们的阅读速度和效率确实大有提高，大家都喜欢上这门课了。” 同学们说得没有错，前面提到的向所有参试者发出的“问卷调查”得来的结果是98%的“满意率”便是明证，这也是对我们的最高奖赏。 5 教改实验的遗憾、思考及再呼吁 严酷的现实是，本人于2003年退休，学校返聘一年，而至2004年7月初便离开学院应聘到北京一所民办高校任教了，而这项教改实验虽又由孟繁兵、张士宪、杨华等同志坚持了一年多，到2005年底也就基本停止了。总之，这是一次短命的“教改实验”，是令人十分遗憾而又值得深思的“教改实验”。 那么，这次具有重要开创意义且已取得成功的教改实验为什么未能坚持下去而成为“短命”呢？虽然也有因个别人退休或工作调动造成的某些影响，而主要的原因有两条：首先，阅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并早已进入大学课堂，但在我国却仅有几十年的发展。在本人之前虽然有高瑞卿先生《阅读学概论》和董味甘先生《阅读学》问世，而真正用现代阅读观构建一门新兴学科是从《现代阅读学》开始的。如从《现代阅读学》出版的1991年算起还不到30年，它不被社会上更多的人所了解，所认识，并不奇怪。第二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那就是阅读学课虽然重要，却还未真正列入高校的课程体系之中。山东省是唯一由省教委正式立项并“推荐使用”《现代阅读学教程》的，但也只是“推荐”而已，并非必修课。鉴于上述两条，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阅读学课成为“短命课”便是自然的了。 但我们仍然坚信，阅读学必将大行于世，也必将堂而皇之地走进大学课堂。这种自信来自如下理由： 首先，现代阅读学是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理论支撑，开设阅读学课是实施《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的需要。 2012年习主席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要求。自2014年以来，“全民阅读”已经四次被写入李克强总理所做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前三年的提法是“倡导全民阅读”，2017年则改为“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其力度自然大幅提高。我国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既《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也已正式公布实施。这标志着全民阅读事业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现在，一场由亿万人参与的全民阅读的热潮也确实正在中华大地悄然兴起，这将是一场伟大的阅读实践活动。而任何实践活动要沿着健康方向发展都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现时代理论对时间的导向与促进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阅读这种复杂的心智活动更是如此。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有句名言“大多数人不会读书”。这并非耸人听闻。权威的罗马俱罗部的研究报告《学无止境》中讲“我们的学习方法是令人震惊的落后，这种状况使个人和社会在对付全球问题所提出的挑战方面都未能做好准备”[1]。我们所做的对当代大学生阅读现状的调查也指出“阅读不得其法，指导严重滞后”是一突出问题。因此，全民阅读活动要健康有效的发展也迫切需要现代阅读理论的支撑，迫切需要科学阅读技法的指导。怎么办？其重要措施之一便是尽快在高校开设现代阅读学课，以培养一大批具有阅读理论素养，会阅读、善阅读，能指导他人阅读的新型人才，并借此培养一只阅读理论研究和教学队伍。 第二，中华民族已有近五千年的阅读史，重视阅读，建立和发展阅读学是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需要，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我国阅读历史悠久，资料极其丰富。据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记载，早在“公元前2 550余年前就已经有了文字”。又据《尚书·周书》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有了文字及典册等读物自然就有了阅读。阅读的历史几乎与中华民族文明史同步。孔子已经总结出“学思结合”、“博学笃志”、“温故知新”、“学而时习”等阅读经验。孟子则有了“读其书知其人”，“尽信书不如无书”等精辟见解。《礼记》中的《学记》，荀子《劝学》则可以称作最早的阅读专论。刘勰《文心雕龙》提出了“博观说”、“神思说”、“披文入情说”、“六观说”等，对阅读都有重大指导意义。再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唐代韩愈《进学解》、北宋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南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书记》、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明代薛瑄《读书禄》、明清之际胡承诺《读书说》、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近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等等，珍贵资料实在太丰富。况且，阅读是千百万人参与的最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人们花费到阅读中的生命实在太多了。孔夫子读《易》 “韦编三绝”，苏秦读书“悬梁刺股”，董仲舒研读“三年不窥园”，萧绎“卧读膝烂”，刘勰“笃学不娶”，韩愈苦读“焚膏继晷”等等，更不用说那些大量不见经传的“挑灯夜读”，“皓首穷经”的士子学人了[5]。这也就告诉人们，阅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有学问，大有学习和研究的必要。而令人不能理解的是现在工有工学，农有农学，天有天文学，地有地质学，文有文学，医有医学，连小虫子还有昆虫学。据科学研究者赵红洲统计，仅自然科学就有2 000多种，估计社会科学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难道数千年来无数人们已经和将要付出大量心血的阅读不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吗？难道研究人们的一种高雅行为——阅读的阅读学独独没有资格立于科学之林吗？难道已开设了数千门课程的大学，独独放不下一门阅读学吗？因此，我坚信阅读学定当立于科学之林，现代阅读学定会大行于世，阅读学也定将走进大学之门，这是历史之必然。 第三，现代阅读学走进大学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急需。 现在我们已进入21世纪。这是以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所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如潮水般涌来的读物信息与我们低下的阅读能力、落后的读书方法所形成的尖锐矛盾。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便是新的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之一。如何迎接这种挑战？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在这个‘信息风暴’中，如何驾驭自己的生命小舟？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学习，学习的主要手段便是阅读。然而这种阅读却不是人们采用了几千年的那种传统方法。”[6]那种旧的、传统的阅读观念和方法“延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人才，延误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步伐”[7]。现在实在到了予以彻底改革的时候了。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就提出了“学习的革命”，把“学习的革命”称作“通向21世纪的个人护照”[8]。同时我们也应来一个“阅读的革命”，因为如果不实现阅读的革命，学习的革命也便几乎成为好听的空话。而这种“阅读的革命”必须有科学的阅读理论和方法作指导，这就要学习现代阅读学。开设现代阅读学课实在是当代社会现实的急切需要。 第四，当代大学生的阅读现状告诉我们，他们既存在诸多令人忧虑和震惊的问题，又是呼唤阅读指导的群体，亟需通过开设现代阅读学课来提高其阅读素养与技能。 在这次教改实验过程中，我们曾对当代大学生的阅读现状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全面调查，并写有名为《高等学校开设阅读学课势在必行——当代大学生的阅读现状调查报告》。这项调查的结果固然有不少令人兴奋和欣慰的事实，而更多的却是令人忧虑乃至震惊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当代大学生选择读物的能力太差，追踪新的知识信息的能力偏差，阅读方法沉旧、死板，阅读速度普遍偏低，多数人还未能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等。据悉，美国商学院要求学生每天必须阅读1 000页的资讯材料。这一千页就意味着五、六十万字的阅读量，刚去该校学习的中国学生就很难适应。假如任凭当代大学生阅读能力低下的现状不予以彻底改变，就根本谈不上培养那种基础扎实，视野开阔，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新型人才。阅读能力低下已成了大学生们快速成长的“瓶颈”之一。所幸的是，这些莘莘学子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从我们的调查统计中得知，有90%以上的同学认为阅读很需要指导，74%的同学希望学习速读法，学习过阅读学课，尝到一些甜头的同学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上阅读学科大有必要”，因此当代大学生又成了“呼唤阅读指导的群体” [9]。既然时代和社会需要阅读学，大学生们又呼唤阅读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满足这种“需要”和“呼唤”呢！ 第五，重视阅读研究，开设阅读学课也是世界教育的一大发展趋势。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就开始阅读的研究，将其视为一种“准生产力”。在最近几十年里，美、法、英、德、奥、俄等国家，不仅在全社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阅读指导运动，而且普遍重视高等学校的阅读教学。就美国而言，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匹兹堡大学、依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犹他大学、德克萨斯州大学等都开设阅读学课，有些学校则设立了博士学位，建立了“系”一级的教学单位。法国以巴黎大学为中心，组织多所高校一批专家，特别是对创造性速读进行研究，并将此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早在1956年就编写了由国家教育部确定的标准阅读教科书，1972年教育部还以“教育指令”的形式推广“无声阅读”，并引进课堂教学。英国“大学研究中心”专家们早已开展了阅读研究活动，剑桥大学等开设阅读训练课，成绩显著。德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德语国家都非常重视阅读教学，德国阅读学家维利姆·D·贝克尔指出：“人们全部知识的85%，都是通过阅读获得的”。他们在许多大中小学开设阅读训练课，编有系统的阅读课教材，推广恩斯特·奥德的《最佳阅读》［4］。前苏联不仅是个崇尚阅读的民族，而且在阅读研究与阅读教学上也颇有成绩。他们组织多学科专家进行联合攻关，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研制出如《快速阅读法》等多项成果，并首先对部分科学工作者进行速读培训，以便更快的获取新的科研信息。他们还召开过全国性的“阅读科学实验大会”。许多高校，特别是师范院校都开设阅读学课，主要是速读训练课。他们认为“阅读就是学习，学不会阅读在现代社会就没有发言权”。［6］日本、韩国也特别重视“阅读指导课”和阅读方法的改革，速读训练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总之，重视阅读研究与阅读教学已经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一种新潮流。试问，在这一领域已经落后的我国难道不应该奋起直追，赶上这一新潮流、新趋势吗？美国著名社会预测学家约·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一书中指出“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中有五件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注意”，其中一件就是“在这个文字密集社会里，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具备基本的读写技能”，他还指出“趋势就是奔腾的马，顺着他奔跑的方向来驾驶就比较容易。”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以富有紧迫感的心态，顺势利导，尽快在高校开设已经迟到的现代阅读学课，因为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要再次大声呼吁：让阅读学走进大学课堂！我们首先吁请专家学者及一切有识之士，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阵地和方式，广造舆论，让更多的人了解现代阅读学，认清开设现代阅读学课的必要性；我们更要吁请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各高等学校的领导及一切有权之士，能高瞻远瞩，早作谋划，拿出措施，乘国家“大力推进全民阅读”的东风，让现代阅读学课尽快全面进入大学课堂。 裴显生教授在为《现代阅读学教程》所写的序言中曾这样满怀信心地指出：“可以预计，二十一世纪将是阅读学大放异彩的时代，在全国各类高校开设阅读学课程已经为期不远了” [1]。让我们为这一光辉预言和宏伟目标的实现，同心协力，共同奋斗吧！ 1998～2005年间，在德州学院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由本人主持曾成功进行了一场“现代阅读学走进大学课堂的教改实验”，取得了多项开创性成果。虽然“这坛老酒”已贮存十余年，似乎被人们所淡忘，但它仍在发酵，愈加变得甘醇，更值得人们倍加珍惜和自豪，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大兴全民阅读之风之时，很有必要重温这段不应遗忘的历史。值得庆幸的是有关这项教改实验的文献资料，包括季羡林题词、曾祥芹等鉴定委员的鉴定表、问卷调查表、学生谈参加教改实验的体会与总结等原始文献百余件，至今仍保存完好。在这些原始文献的基础上，笔者经认真梳理和思考，撰写出这份迟到的“教改实验”总结报告。这既是对历史负责，又可引发今天人们的思考。 1 《现代阅读学课开设研究》课题的申报 1997年8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本人作为该研究会副会长主动“请缨”，拟组织编写“阅读学教科书”，受到欢迎和支持。也就在这之后不久，一次难得的机遇来了，山东省教委正式启动了“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课题研究项目。于是本人以极强的学术敏感性立即以“现代阅读学课开设研究”为题申报该项目。因本人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阅读及其理论研究，曾先后发表了《阅读学引论》等数十篇有关论文，特别是于1991年出版了在学界颇有影响的学术专著——《现代阅读学》，从而使该课题具有深厚理论支撑，又适应时代之需求，所以专家评审虽然格外严格，该课题仍得以顺利立项，并给予很高评价（见鲁教高字{1998}16号文）。 2 现代阅读学教科书的编写 课题申报成功了，当务之急便是编写一部可供高等学校使用的阅读学教科书，而我国当时还没有类似的教科书可资借鉴。为了做好这项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本人草拟了《阅读学教科书编写纲要与要求》，同时写出了部分样稿，向有关专家及有意参编的兄弟院校征求意见。1998年8月，召开了教程编写研讨暨筹备会，成立了以德州学院为主，联合山东师大、聊城大学、济南大学、临沂师院、枣庄学院、安阳师院、绵阳师院、西藏民族学院等12所高校的18位教授、副教授组成精干的编写组，立即启动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在筹备会议上，大家抱定一个目标：学术上求创新，上品味；应用上重实用，出实效，做到融学术性与实用性于一炉，真正编写出适应培养21世纪新型人才需要的高质量的阅读学教科书。会上大家一致确认，这部教科书以《现代阅读学》为理论基础，充分体现鲜明的现代性、科学性，名称就定为《现代阅读学教程》。会上大家还同意本人提出的全书分上、中、下三篇的构想。上篇为“阅读原理篇”，主要由阅读本质论、阅读规律论、阅读素养论、阅读创新论、阅读优化论等组成；中篇为“阅读技能篇”，主要由阅读能力训练论、阅读策略论、阅读习惯论、阅读检测论及精读、略读、速读的训练与方法等组成；下篇为“文体阅读篇”，分别论述教科书、文学作品、科技读物、新闻、公文、工具书的阅读特点及方法，适应时代的新需求，还特别增加了“屏幕文体的阅读”一章。 为编好这部阅读学教科书，在本人主持并直接参加下，课题组还着力做了两项基础工作：一是对当代大学生的阅读现状进行全面调查并撰写了调查报告。我们事先设计好了调查问卷，共包含15个大项，下设86项选题，接着在山东大学、山东师大、聊城大学、德州学院等九所高校的上千名在校学生中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然后对收回的有效问卷进行客观、准确、真实的统计、分析，最后写出了《高校开设阅读学课势在必行——当代大学生阅读现状调查报告》。有关专家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个针对当代大学生所进行的较全面的阅读现状调查。二是对世界各国阅读理论研究和阅读教学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写出了《世界各国阅读研究和教学概况》的研究报告。当时的中国写作学会会长、南京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所长裴显生教授指出：“这两项调查报告，不仅给《教程》编写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供了依据，也为编好教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 课题组分工明确，集中精力，紧锣密鼓，抓紧编写，连春节都未放松一天，至1999年初便写出书稿。1999年6月，《现代阅读学教程》便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学术大师季羡林题写书名，并题词：“国运兴隆，科教为本；文明昌盛，读书最先”。该书由裴显生教授作序，称“这部面向新世纪的我国第一部阅读学教科书，能融学术性与实用性于一炉,可教性、可操作性强，用于指导学生阅读训练，是能够在提高学生阅读能力上取得实效的。”[1] 媒体也高度评价这部新的教科书，如《山东教育报》（2000年6月28日）发表了《求创新 有品位 重实用 出实效—〈现代阅读学教程〉评述》的文章，《中国教育报》“专家说书”栏目（2000年2月9日）则有《书山有梯—〈现代阅读学教程〉追求阅读的真谛》论文发表，武汉大学《写作》杂志（2001年3期）发表《面向新世纪的第一部阅读学教材》的评论等。山东省教委高教处也正式发文向全省推荐使用《现代阅读学教程》（见鲁教高处函[1999]9号）。 3 现代阅读学走进大学课堂教改实验三阶段 阅读学教科书出版了，这只能算作第一步，究竟这新编教材是否适用，效果如何还需通过教学实践来证明。而把现代阅读学这门新兴学科引进大学课堂更是一种新的尝试，是一种开拓和创新，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为了搞好这次新教材旳试用和教学改革，德州学院成立了由王继坤任组长，孙彦杰、孟凡兵、张士宪、杨华等任成员的“现代阅读学教改实验组”，正式拉开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教改实验”。 整个实验大体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998年3月开始，先行在中文系96级的两个本科班进行试点。经一年实验，取得了初步成效。为此，1999年5月30日的《德州高专报》（德州学院前身）以“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大倡读书之风”为总标题发专版祝贺，其“编者按”指出：“在高校开设现代阅读学课，是时代发展之必然，是教育和教学改革之所需，也是世界教育发展之新潮流。我校中文系本科班在我省率先开设了这门课程，初见成效，反映良好”。 小范围实验取得初步成效后，校领导决定加大力度，扩大实验范围。于是由教务处统一协调，决定从1999年秋季开学起，将实验扩展到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历史、中文等7个系，8个专业，16个教学班，有近千名学生参加的较大规模地实验，并且是经过两年一周期较为规范的实验。在校、系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实验进行顺利。课题结束时，课题组向每位参试者发放了“现代阅读学课教改实验问卷调查表”，实行无记名填写，广泛客观的征求意见。在收回的478份有效问卷中，认为开设阅读学课“很有必要”的，有378人，占总数的78%，填“有必要”者99人，占总数的21%，填“没有不要”者1人；填“大有收获”者267人，占56%，填“有收获”者210人，占43%；对阅读学教材“满意”和“很满意”的占97%；对阅读学课填“喜欢”和“很喜欢”的占98%。这样，就以事实证明这项教改实验使绝大多数参试者得到了收获，令绝大多数参试者满意，也证明我们新编的《现代阅读学教程》效果是好的，是受学生欢迎的。至此为第二阶段。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所有教学内容中最受学生欢迎的是快速阅读。这不仅让他们感到新颖，更主要的是效果显著，收获大。经对403人的统计,同学们平均阅读速度提高68%,阅读效率提高62%，故而受到欢迎[2]。事实上，速读是古已有之的。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有很多记载。《后汉书·张衡传》张衡便有“一览便知”的本领，汉末文学家王粲能“过目成诵”，《北齐书》记载梁简文帝读书“十行俱下”，宋代刘克庄《后村集》则有“五更三点待漏，一目十行读书”的记载。《红楼梦》第23回中，林黛玉对贾宝玉说：“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了”。这种“一览便知”、“过目成诵”、“一目十行”的读书便是速读[3]。而对速读的现代化研究和应用，始于“二战”以后，发展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渐成风气，70、80年代已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一种“速读热”。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及依阿华大学、德克萨斯州大学等都有一批专家研究速读，并从事速读培训，据说美国有80%的大学开设速读课，连美国总统卡特在入主白宫之前也参加了一期速读培训班。美国的速读热很快传到英、法、德、奥等西方国家。这时原苏联出于快速获取科技信息的需要也迅速掀起一股“速读的热潮”[4]。总之，速读已经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我们就是站在这样一个时代发展的高度，从培养21世纪高素质人才出发，又鉴于广大学生对速读的欢迎和喜爱，课题组决定立即编写一部针对当代大学生的速读教材，名称为《大学速读训练教程》。这部教材先由本人根据多年研究所得，提供关于速读培训的基本程序和训练技法，再由孟繁兵、张士宪、杨华等同志，结合大学生学习速读法的训练实际设计了许多很实用的训练题，又选编了一部分适于大学生阅读的中外美文，以做训练使用，综合而成一部完整的教材。它理念先进，视野开阔，内容充实，方法科学，读练结合，是一部非常实用的好教材。该教材既列入德州学院“大学生素质教育系列教材”基金项目，又是“山东省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成果”。《大学速读训练教程》于2005年9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便用这部教材于秋季开学时正式启动了将速读引进大学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教改实验，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项实验和速读教材的编写，可算作现代阅读学走进大学课堂教改实验的第三阶段。 4 教改实验的开创性成果—— 四个“全国第一” 据我们所知，开设阅读学的高校并非德州学院一家，河南师大、重庆师院、南充师院、长沙水利学院等都曾先后开过阅读学课。和我们同时开设的则有济南大学等十余所高校。而德州学院做为本次“教改实验”的立项和主持单位表现出很高的首创精神，取得了多方面的开创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全国第一”。 一，德州学院这次教改实验课题由省教委正式立项，列入以“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课题项目（见鲁教高字{1998}16号），而教材则由省高教处推荐使用，也就是说这是由省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并主导的一项让阅读学走进大学课堂的教改课题，这在全国还是第一家。 二，这次教改实验的最大成功是编写出供高校使用且具高品位的中国第一部阅读学教科书——《现代阅读学教程》，经试用证明是成功的，是受学生欢迎的。这就为阅读学全面进入大学课堂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这次教改实验是在校领导大力支持下，在文、理两科的七个系，8个专业，16个教学班展开，有近千名学生参加的较大规模的实验，并且是经过数年较为规范的坚持实验，直到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就其参与实验学生之广泛，规模之大，坚持之久，这在全国也应是第一家。 四，将快速阅读引进大学课堂，取得明显效果，并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供大学使用的速读训练教材——《大学速读训练教程》，这也是这次教改实验所创造的又一个“第一”。 正因为此次教改实验取得了上述多项开创性贡献，由省内外专家组成的“课题鉴定委员会”经严格考察给予极高评价，指出：“该课题的完成既填补了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的一项空白，又是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中的一项拓荒性工程。因此，鉴定等级定为A级，属全国领先成果”，并被评为“省优秀科研项目”。 一项“教改实验”能有这样一些突破，也就值得自豪和留念了。但我们更看重通过这次教改实验让广大学生有了实实在在的提高和收获。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们很在乎参试学生的“口碑”。我们保留了部分学生亲笔写的学习现代阅读学课的体会，下面做些摘抄： 中文系刘玲燕同学说“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呢？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从王继坤老师的现代阅读学课上终于得到了答案……我们在轻松自如而又积极自觉学习过程中，逐渐地转变着原有的陈旧的阅读观念，学习了科学的高效的阅读方法，同时提高了阅读的能力和效率，从中也可深切体会到上阅读课大有必要”。 地理系姚春旭同学写到：“经过近一年的阅读学学习，让我学到了许多实用的阅读方法，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更有利于自身素质的提高”。 数学系王秀娟同学说：“学习阅读学使我学会了阅读时间的运筹……掌握好阅读时间的运筹，给生命的每一天创造一个崭新的开始”。 化学系化教班高翠玲同学代表该班写了一份《快读方法课效果检测报告》，经她统计核实，全班平均阅读速度提高153.3%，阅读效率提高120.8%，这令她非常惊讶，于是深有体会地说：“大学生的阅读潜能太大了，只是过去缺少必要的系统训练”。 数学系杜凌燕写到：“王老师的阅读学课犹如我在黑暗中迷失时遇到的一盏明灯，指引我前进。假如我能完成学业，其中王老师的课会发挥不可磨灭的作用”。 中文系文秘班由张建明、张金凤、张燕共同写了一份该班一次“快速阅读课的实录和效果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述了1998年3月2日下午在大合堂教室上的一堂“别开生面的速读训练课”：先对每个同学现在的阅读速度“摸底检测”，然后老师边讲边让同学们习练了三种速读方法，接着让大家运用刚学过的方法阅读《司机的眼睛和一目十行读书》的文章，并马上进行“效果检测”。最后经他们认真统计，运用国际通用的计算公式用计算器计算出每人的阅读速度和阅读效率，再计算出全班同学的平均阅读效率，与“摸底检测”时的成绩相比竟然提高了63%。他们说：“通过对快速阅读法的学习，同学们的阅读速度和效率确实大有提高，大家都喜欢上这门课了。” 同学们说得没有错，前面提到的向所有参试者发出的“问卷调查”得来的结果是98%的“满意率”便是明证，这也是对我们的最高奖赏。 5 教改实验的遗憾、思考及再呼吁 严酷的现实是，本人于2003年退休，学校返聘一年，而至2004年7月初便离开学院应聘到北京一所民办高校任教了，而这项教改实验虽又由孟繁兵、张士宪、杨华等同志坚持了一年多，到2005年底也就基本停止了。总之，这是一次短命的“教改实验”，是令人十分遗憾而又值得深思的“教改实验”。 那么，这次具有重要开创意义且已取得成功的教改实验为什么未能坚持下去而成为“短命”呢？虽然也有因个别人退休或工作调动造成的某些影响，而主要的原因有两条：首先，阅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并早已进入大学课堂，但在我国却仅有几十年的发展。在本人之前虽然有高瑞卿先生《阅读学概论》和董味甘先生《阅读学》问世，而真正用现代阅读观构建一门新兴学科是从《现代阅读学》开始的。如从《现代阅读学》出版的1991年算起还不到30年，它不被社会上更多的人所了解，所认识，并不奇怪。第二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那就是阅读学课虽然重要，却还未真正列入高校的课程体系之中。山东省是唯一由省教委正式立项并“推荐使用”《现代阅读学教程》的，但也只是“推荐”而已，并非必修课。鉴于上述两条，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阅读学课成为“短命课”便是自然的了。 但我们仍然坚信，阅读学必将大行于世，也必将堂而皇之地走进大学课堂。这种自信来自如下理由： 首先，现代阅读学是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理论支撑，开设阅读学课是实施《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的需要。 2012年习主席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要求。自2014年以来，“全民阅读”已经四次被写入李克强总理所做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前三年的提法是“倡导全民阅读”，2017年则改为“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其力度自然大幅提高。我国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既《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也已正式公布实施。这标志着全民阅读事业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现在，一场由亿万人参与的全民阅读的热潮也确实正在中华大地悄然兴起，这将是一场伟大的阅读实践活动。而任何实践活动要沿着健康方向发展都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现时代理论对时间的导向与促进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阅读这种复杂的心智活动更是如此。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有句名言“大多数人不会读书”。这并非耸人听闻。权威的罗马俱罗部的研究报告《学无止境》中讲“我们的学习方法是令人震惊的落后，这种状况使个人和社会在对付全球问题所提出的挑战方面都未能做好准备”[1]。我们所做的对当代大学生阅读现状的调查也指出“阅读不得其法，指导严重滞后”是一突出问题。因此，全民阅读活动要健康有效的发展也迫切需要现代阅读理论的支撑，迫切需要科学阅读技法的指导。怎么办？其重要措施之一便是尽快在高校开设现代阅读学课，以培养一大批具有阅读理论素养，会阅读、善阅读，能指导他人阅读的新型人才，并借此培养一只阅读理论研究和教学队伍。 第二，中华民族已有近五千年的阅读史，重视阅读，建立和发展阅读学是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需要，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我国阅读历史悠久，资料极其丰富。据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记载，早在“公元前2 550余年前就已经有了文字”。又据《尚书·周书》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有了文字及典册等读物自然就有了阅读。阅读的历史几乎与中华民族文明史同步。孔子已经总结出“学思结合”、“博学笃志”、“温故知新”、“学而时习”等阅读经验。孟子则有了“读其书知其人”，“尽信书不如无书”等精辟见解。《礼记》中的《学记》，荀子《劝学》则可以称作最早的阅读专论。刘勰《文心雕龙》提出了“博观说”、“神思说”、“披文入情说”、“六观说”等，对阅读都有重大指导意义。再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唐代韩愈《进学解》、北宋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南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书记》、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明代薛瑄《读书禄》、明清之际胡承诺《读书说》、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近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等等，珍贵资料实在太丰富。况且，阅读是千百万人参与的最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人们花费到阅读中的生命实在太多了。孔夫子读《易》 “韦编三绝”，苏秦读书“悬梁刺股”，董仲舒研读“三年不窥园”，萧绎“卧读膝烂”，刘勰“笃学不娶”，韩愈苦读“焚膏继晷”等等，更不用说那些大量不见经传的“挑灯夜读”，“皓首穷经”的士子学人了[5]。这也就告诉人们，阅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有学问，大有学习和研究的必要。而令人不能理解的是现在工有工学，农有农学，天有天文学，地有地质学，文有文学，医有医学，连小虫子还有昆虫学。据科学研究者赵红洲统计，仅自然科学就有2 000多种，估计社会科学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难道数千年来无数人们已经和将要付出大量心血的阅读不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吗？难道研究人们的一种高雅行为——阅读的阅读学独独没有资格立于科学之林吗？难道已开设了数千门课程的大学，独独放不下一门阅读学吗？因此，我坚信阅读学定当立于科学之林，现代阅读学定会大行于世，阅读学也定将走进大学之门，这是历史之必然。 第三，现代阅读学走进大学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急需。 现在我们已进入21世纪。这是以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所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如潮水般涌来的读物信息与我们低下的阅读能力、落后的读书方法所形成的尖锐矛盾。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便是新的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之一。如何迎接这种挑战？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在这个‘信息风暴’中，如何驾驭自己的生命小舟？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学习，学习的主要手段便是阅读。然而这种阅读却不是人们采用了几千年的那种传统方法。”[6]那种旧的、传统的阅读观念和方法“延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人才，延误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步伐”[7]。现在实在到了予以彻底改革的时候了。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就提出了“学习的革命”，把“学习的革命”称作“通向21世纪的个人护照”[8]。同时我们也应来一个“阅读的革命”，因为如果不实现阅读的革命，学习的革命也便几乎成为好听的空话。而这种“阅读的革命”必须有科学的阅读理论和方法作指导，这就要学习现代阅读学。开设现代阅读学课实在是当代社会现实的急切需要。 第四，当代大学生的阅读现状告诉我们，他们既存在诸多令人忧虑和震惊的问题，又是呼唤阅读指导的群体，亟需通过开设现代阅读学课来提高其阅读素养与技能。 在这次教改实验过程中，我们曾对当代大学生的阅读现状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全面调查，并写有名为《高等学校开设阅读学课势在必行——当代大学生的阅读现状调查报告》。这项调查的结果固然有不少令人兴奋和欣慰的事实，而更多的却是令人忧虑乃至震惊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当代大学生选择读物的能力太差，追踪新的知识信息的能力偏差，阅读方法沉旧、死板，阅读速度普遍偏低，多数人还未能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等。据悉，美国商学院要求学生每天必须阅读1 000页的资讯材料。这一千页就意味着五、六十万字的阅读量，刚去该校学习的中国学生就很难适应。假如任凭当代大学生阅读能力低下的现状不予以彻底改变，就根本谈不上培养那种基础扎实，视野开阔，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新型人才。阅读能力低下已成了大学生们快速成长的“瓶颈”之一。所幸的是，这些莘莘学子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从我们的调查统计中得知，有90%以上的同学认为阅读很需要指导，74%的同学希望学习速读法，学习过阅读学课，尝到一些甜头的同学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上阅读学科大有必要”，因此当代大学生又成了“呼唤阅读指导的群体”[9]。既然时代和社会需要阅读学，大学生们又呼唤阅读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满足这种“需要”和“呼唤”呢！ 第五，重视阅读研究，开设阅读学课也是世界教育的一大发展趋势。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就开始阅读的研究，将其视为一种“准生产力”。在最近几十年里，美、法、英、德、奥、俄等国家，不仅在全社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阅读指导运动，而且普遍重视高等学校的阅读教学。就美国而言，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匹兹堡大学、依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犹他大学、德克萨斯州大学等都开设阅读学课，有些学校则设立了博士学位，建立了“系”一级的教学单位。法国以巴黎大学为中心，组织多所高校一批专家，特别是对创造性速读进行研究，并将此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早在1956年就编写了由国家教育部确定的标准阅读教科书，1972年教育部还以“教育指令”的形式推广“无声阅读”，并引进课堂教学。英国“大学研究中心”专家们早已开展了阅读研究活动，剑桥大学等开设阅读训练课，成绩显著。德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德语国家都非常重视阅读教学，德国阅读学家维利姆·D·贝克尔指出：“人们全部知识的85%，都是通过阅读获得的”。他们在许多大中小学开设阅读训练课，编有系统的阅读课教材，推广恩斯特·奥德的《最佳阅读》［4］。前苏联不仅是个崇尚阅读的民族，而且在阅读研究与阅读教学上也颇有成绩。他们组织多学科专家进行联合攻关，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研制出如《快速阅读法》等多项成果，并首先对部分科学工作者进行速读培训，以便更快的获取新的科研信息。他们还召开过全国性的“阅读科学实验大会”。许多高校，特别是师范院校都开设阅读学课，主要是速读训练课。他们认为“阅读就是学习，学不会阅读在现代社会就没有发言权”。［6］日本、韩国也特别重视“阅读指导课”和阅读方法的改革，速读训练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总之，重视阅读研究与阅读教学已经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一种新潮流。试问，在这一领域已经落后的我国难道不应该奋起直追，赶上这一新潮流、新趋势吗？美国著名社会预测学家约·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一书中指出“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中有五件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注意”，其中一件就是“在这个文字密集社会里，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具备基本的读写技能”，他还指出“趋势就是奔腾的马，顺着他奔跑的方向来驾驶就比较容易。”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以富有紧迫感的心态，顺势利导，尽快在高校开设已经迟到的现代阅读学课，因为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要再次大声呼吁：让阅读学走进大学课堂！我们首先吁请专家学者及一切有识之士，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阵地和方式，广造舆论，让更多的人了解现代阅读学，认清开设现代阅读学课的必要性；我们更要吁请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各高等学校的领导及一切有权之士，能高瞻远瞩，早作谋划，拿出措施，乘国家“大力推进全民阅读”的东风，让现代阅读学课尽快全面进入大学课堂。 裴显生教授在为《现代阅读学教程》所写的序言中曾这样满怀信心地指出：“可以预计，二十一世纪将是阅读学大放异彩的时代，在全国各类高校开设阅读学课程已经为期不远了”[1]。让我们为这一光辉预言和宏伟目标的实现，同心协力，共同奋斗吧！

文章来源：《德州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dzxyxb.cn/qikandaodu/2020/0603/3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