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个例及其社会互动范式初建浅评王守栋先生(2)

正因为苏禄王信奉伊斯兰教，因此，在苏禄东王不幸病逝于中国之后，朝廷特意为留在德州守墓的苏禄王后裔从历城（今山东济南）调来三户回民：马丑斯、陈咬柱和夏乃马来照顾他们。

冯翥《德州乡土志》中，对苏禄王后裔介绍时说：“当时因语言不通，其与汉民相接，皆回民导之。子孙遂习回俗，而奉其宗教。”[5]冯翥这种表达容易产生误会，也可能存在一定误区。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通过梳理唐永徽二年大食遣使来华之后的穆斯林入华情况，便发现不少东来的穆斯林留居中土不归。他们从侨居中土，逐渐与当地居民通婚，繁衍子孙，逐渐演变为土生蕃客，进而转化为土生土长的中国穆斯林。苏禄东王后裔进入中国时，中国大地上已经生存着一群华化后的穆斯林。朝廷派华化后的穆斯林来照顾留下守墓的苏禄王亲属，主要考虑的应该是风俗习惯。毕竟，苏禄前来朝贡，必然带来了能进行语言沟通的人员，因语言不通而完全依靠当地回民的情况，显然存在一定的误区。同时，苏禄王后裔在华期间，迅速与陈、孙、夏等姓结亲，繁衍子孙，王守栋先生《友谊永续 继往开来—纪念苏禄王来华六百周年》一文中，以表格形式详细分析了这一家族的结亲情况[6]。在这些结亲繁衍子孙的过程中，不同地域特色的回民，在礼俗方面相互影响，也是极为自然的事情。王守栋先生在《苏禄王后裔家族文化研究》一书中，主要根据《古兰经》《圣训》等说明中国回民与留下守墓的苏禄王家族成员之间具有共同语言，结合朝廷政策、苏禄本地的发展状况说明了苏禄家族在进入中国之初便已经是伊斯兰教教徒。笔者认为，这里不妨进一步强调苏禄王后裔在中国时，与中国穆斯林风俗的进一步互相融通。

陆芸《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从穆斯林的作品谈起》中曾介绍，早期穆斯林在与中国民众交流的过程中，最开始只是写诗作词，与中国士大夫进行应酬。但在这一过程中，少数穆斯林参加科举，成为他们踏入仕途“有心为之”的标志性事件。[7]为了让子孙学习中华文化，一些穆斯林延请塾师教授相关知识，一些地方逐渐组建起学堂。在这种情况下，北宋末年，天子甚至为这些蕃族开廷试。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记载，大观、政和之间，广州、泉南等地建蕃学，“及其课养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试焉”[8]。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蕃族进入中国后，通过各种方式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融入中国的自然选择。至迟到宋徽宗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7），朝廷已经完成了蕃族参与科举的制度建设。明朝因守墓而定居的苏禄王后裔，在具备了相对丰裕的经济条件下，他们在教育子孙后代的过程中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成为比较常见的做法。王守栋先生在《苏禄王后裔家族文化研究》一书中，用较长篇幅介绍了苏禄王后裔家族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事例。书中所提温泮、温宪等人中举甚至成为进士，是苏禄王后裔家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

正是在苏禄王后裔积极与社会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不仅通过婚姻和相互交流实现了伊斯兰文化的中国化，还在学习中华优秀文化的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了回儒文化的交融。至今600余年在中国的生活，让原本以短衫、围裙、赤足为特征的苏禄王后裔穿上了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服装，到现代，他们子孙平时的穿着打扮与周围的百姓已无差别。在饮食上，原本以鱼、虾、螺、蛤等为食物的他们不仅习惯了以面食为主食、较多食用牛、羊的饮食习惯，还因饮食的变化而喜欢上了酽茶，并形成了以茶待客、以茶馈赠亲友等习俗。在居住环境方面，他们不仅保留了阿文作为室内装饰的特点，也有使用阿文组成忠、孝、节、义等汉字的，至于使用剪纸工艺制作、张贴在家中各处的十二生肖、五谷丰登等图案，无不体现着中国元素在苏禄王后裔家族生活中的融入。

总体上来看，苏禄王后裔在中国生活的600余年间，将本民族文化与中国文化日益融合，既保持了本民族文化一定的独立性，又较好地实现了与所生活区域的良性互动。王守栋先生用“民族融合”“伊风穆俗”“文化传承”三章，从苏禄王后裔的宗教信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传统礼俗、经商习俗、经堂教育、儒学教育和侠义风气等方面进行阐述，使得苏禄王后裔家族的回儒文化交融特色呼之欲出。

三、苏禄王后裔家族仍需突显的行商特色

细绎王守栋先生《苏禄王后裔家族文化研究》一书，不难发现，苏禄王后裔家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尚未突出展现，这就是苏禄王后裔家族的行商特色。

文章来源：《德州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dzxyxb.cn/qikandaodu/2021/0301/4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