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个例及其社会互动范式初建浅评王守栋先生(3)

苏禄王朝贡，在政治上来看，是邦交的需要。这种邦交的建立，实际上与相对发达的海上贸易紧密相关。苏禄，在现代是菲律宾共和国的省级建置。菲律宾与中国仅以宽约67英里的巴士海峡相隔，古代中国与菲律宾各岛国从具备了通航条件开始，便存在频繁密切的朝贡和贸易往来。据《元史》记载，当时的三屿国已经“时有至泉州为商贾者”[9]。在古代，婆罗洲（今加里曼丹）是东洋和西洋的分界线。古苏禄国位于婆罗洲西南，是古代东洋航线的中心地带，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常常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据点。古苏禄国民众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所在岛国的优势，借助这一优势从事海上贸易。

郑和下西洋之后，大量东南亚蕃国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制度。明朝实行的朝贡制度，厚往薄来，参与朝贡的人员均能获取较为丰厚的利润。这种明确的厚利，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往来。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率家属、头目等共340余人“浮海朝贡，进金缕表文，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10]，除了明确的政治目的外，显然也有明确的经济目的。根据王守栋先生的分析，在苏禄王陛辞之时，苏禄王团队获赠的“价值数十倍于苏禄进贡之物”，这还“不包括苏禄货物的免抽分部分”[11]。

苏禄王后裔守墓留在德州，德州在明代随着大运河的疏浚，正好是“九达天衢”之地，便利的交通为苏禄王后裔继续选择传统的经商模式提供了便利，尤其是在家族壮大而俸米被大量裁减之后，苏禄王后裔家族中很多人不得不从事生产、经营，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了商业活动。

王守栋先生以“经商习俗”一节，对苏禄王后裔家族的经商活动进行了介绍。王先生认为，苏禄王后裔家族的经商活动始于明万历减俸事件。笔者认为，苏禄王后裔来华之时，便有商业往来。他们前来朝贡的同时，也会带来一批产品，带到市场上进行交易。既然商业活动从通贡之时已经存在，在他们未裁减俸禄之前，他们从事部分经营活动来实现物质生活的丰富也是很有可能的选择。鉴于王先生在此前已经提及朝贡及贸易，这里郑重提及，应是强调他们从减俸开始，必须自力更生之际，较为普遍选择了经商模式。毕竟，当时德州的回民就是以经商为主，苏禄王后裔家族成员大量加入商业队伍，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苏禄王后裔家族经商的过程中，深受伊斯兰教教义和儒学思想的影响，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经营之道，诸如诚实经营，以礼待客，公平买卖，童叟无欺，禁止放高利贷和投机行为，凭约守信，有借有还，精打细算，厉行节约，这些经营之道，一方面使得他们的经营活动得以稳定，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与山东回民日益混一，不仔细分辨，很难将他们与山东回民中的其他儒商有效区分。

但是，苏禄王后裔家族与山东回民中的其他儒商到底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在于，他们始终是苏禄王的后裔。因此，他们中总有一些人比其他回民儒商具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温宪在乾隆期间通过科举中的“大挑”，以举人身份成为河南修武县知县，由于才智干练，最终做到了凤阳知府、卢凤道台。在清末民国初年，安树德投身营武，从一名小兵做起，做到师长一职，并在南征北战中注意民族的特殊性，化解了民族矛盾。为人侠义的安树德一直在冯玉祥麾下工作，在冯玉祥下野之后，他毅然选择了弃甲从商，成为苏禄王后裔家族中深具侠义之风的标杆。以温宪和安树德为代表的苏禄王后裔家族成员，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同时，也积极主动扛起社会建设的重任，在他们那个年代里取得了超越普通回民儒商的成就，扩大了苏禄王后裔家族在中国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苏禄王后裔家族因为属于苏禄王族成员，从明朝开始，各种事件不断在提醒他们的特殊性：中国政府持续给予了这个家族一定的恩恤和支持；文人墨客经过德州也往往会留下用于凭吊的诗词歌赋，不断激起人们对这个家族的关注；古苏禄国派人前来向明、清两朝皇帝朝贡时，会在表章中间或提及德州苏禄王墓及德州苏禄王后裔家族；菲律宾首领访华期间，有时间也会考虑瞻仰苏禄王墓……这些无不提醒着苏禄王后裔家族，他们在中菲友谊中的重要桥梁纽带作用，也让他们在以商业立身的同时，有了更高的责任与担当意识。正是这种更高的责任与担当，让他们从山东德州普通回民儒商中超拔出来，更具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王守栋先生以“友谊桥梁”一章，对这一点进行了阐述。

文章来源：《德州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dzxyxb.cn/qikandaodu/2021/0301/491.html